本文系网易“人间”工作室(thelivings)出品。联系方式:thelivings@vip.163.com

本文为“人在城中·Living in City”连载第12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2005年初夏,正在上高中的我在母亲的强制要求下辍学,去长沙当泥瓦匠学徒。

在此之前,我从没去过什么大城市,只从电视里知道长沙是“娱乐之都”,很多明星都去过。还有书本上出现过的橘子洲、湘江、岳麓山和爱晚亭。

在车上,我安慰自己,“就算辍学也没事,就要见识大世界了,努力闯出点名堂。”对一个少年来说,这句话既无奈又残忍。车里有大叔说,自己年年打工,年年没钱,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。可至少他体格健壮,能承受重活。而那时的我瘦小、稚嫩,还瘸着一条腿。

可是,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,还能说什么呢?随身带的红色编织袋里,已经装好油灰刀、砌砖刀、抹泥刀、铁泥板、吊线锤和泥瓦线了。

1

车子驶入长沙汽车南站时,我实在难掩失望:一股热浪扑面而来,很快全身就湿透了。放眼望去,四周是低矮的平房,一排排脏乱的饭店,各种举牌子的“掮客” 围过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。当时还非常友好地对每一个“掮客”说:“泥瓦匠师父让我坐7路公交车,数着站到路桥集团下。”那些人见我不吃饭也不打车,转身就走,嘴里骂着“乡里别”——不过那时的我,还听不懂这个词。

我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。找到7路公交车后,看到驾驶室立着一个铝合金箱子,上面写着“无人售票”四个字,我第一时间理解的意思是——城里的车子不卖票,不要钱。

我是第一个上去的,坐在最后一排。接着涌上来一批乘客,只见一名女士拿着包对着驾驶室上的一根杆子“滴”了几下,然后找了座位坐下,我随即确定,的确是不用买票的。

车子发动后,我目不转睛地看窗外的风景,想看清长沙,却被喇叭里司机的声音打断。他用长沙话大喊,“投币,投币,后排那个还没投币的细伢子,赶紧投币。”

我听不懂长沙话,前排的人都回头看我,我以为他们和我一样,被司机吵到了,同样对他们点头,微笑。过了一会儿,一个大姐跑到前面又“滴”了一下,车厢才重新安静下来。

几天后,师父告诉我,无人售票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乖乖把钱放进去,“在城里连喝水都是要钱的。那些坐公交刷卡的人是城里人,我们这种做工的丢硬币就行了。”

我这才知道,是那位大姐帮我刷了公交卡。于是,我有了来到长沙后的第一个愿望——我想办一张属于自己的公交卡,我想做城里人。

工地位于香樟路上的一所大学里。

临时宿舍是工友们在学校角落搭的棚子,他们将钢架扎稳,顶上盖石棉瓦,四周围上防雨布,就算弄好了。里面臭气熏天,床是一块厚胶合板,不透气、积水,我花10块钱买了一张软凉席铺上面,不用盖被子。每天早晨起床,我汗流浃背,席子粘在背上,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。吃饭也在工棚里,6块钱一餐,伙食一般。工友们用“驴胶补血冲剂”碗装饭,骂骂咧咧地抱怨吃不饱。洗澡就在工棚旁边,用自来水管冲。

宿舍都是男女混住,女人和夫妻用帘子隔开。晚上,床板“吱吱嘎嘎”响,我假装咳嗽,工友们笑:“小孩莫咳坏嗓子,谁不想体面?可累死累活赚的钱谁舍得给宾馆。”

工棚对面就是一排小旅馆,30块一晚,开空调按小时收费。女工友倒也丝毫不害羞,嚷嚷道:“发了钱要去对面尝试一下,开空调办事应该很舒服。”

当时,我的工资也是30块钱一天,想了想,就算自己有老婆,应该一样舍不得去宾馆。两顿正餐就要花去12块,再加上早餐至少要吃2块钱的包子,算下来一天只赚16块。

简单算了一下,我就不再想在城里安身立命了——办一张公交卡,第一次要充值100块,其中押金17块,我得做6天苦工才能拥有它,卡里的钱就算没用掉也不能退,到底还是投币划算。

师父也建议我不要办公交卡,“你要接受自己农民工的身份,再小你也是农民工”。

我记得自己当时慌极了,鼻尖冒汗,不断地安慰自己——“我的函数学得好,物理竞赛拿过奖,化学老师可喜欢我了,看过好多古今中外的书,怎么会是农民工呢?”

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份,我还是不愿接受,只怕困在里头,往后的生活都是暗无天日。可绕了一圈后,我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成绩完全不能改变自己当时的困境,农民工这个身份,当时的我若不接受,就会立即饿死街头。

2

我的活计是跟着师父给学校修建葡萄架。

葡萄架的方柱要用砖垒,我便学着砌墙。初学,难免笨手笨脚,师父总是对我大发脾气,动辄就骂:“瞎了你的狗眼。”我好不容易砌起来的墙,他瞟了一眼,二话不说就推倒了——“你要出师了,长沙就没高楼大厦了。”

在他眼里,光勤奋是没有用的,还得“灵泛”——“放线、挂直角、用平水管都是技术活,卖苦力我不会找一个瘸子。”我的腿在12岁那年受过伤,一直没钱治疗,师父总是用最狠的话来戳我,可我不能和他有任何冲突,因为学不会手艺就没法立足。

平时,师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,他和其他工友相处时很爱开玩笑,尤其是女工友,嘴上从来不把门,总是要占点便宜才心甘。起初我一直想不通,为何他一面对我就板着脸,直到有次他发现我的左手指被砖块磨烂了,我才知道他是关心我的。

那次,师父发脾气,自己骂自己:“XX,你个狗日的,学生仔手嫩,不给他买手套,哪怕缠点胶带也好……”我听着暖心,却还是因为被师父强制要求休息哭了——挨骂不哭,手指烂了不哭,不让我干活,我就真的忍不住了——休息半天就少半天的钱,工地上干活的人都心疼。半天不做事,扣除开支,我只能赚1块钱;若第二天还不能做事,就得白花14块,所以我不怕累,就怕没事做。

中午休息时,我躲在工棚一侧的雨布里,不想吃饭,不想倒贴钱。食堂阿姨特意跑到工棚来问:“那个小孩呢?”我偷听到了师父的话,“正在伤心吧,手指伤了干不了活。他不错,我收过那么多的徒弟,就他3天能上手砌墙。我不想让他在工地上混,却骂不走,我要对他好一点,你把饭打来,伙食费记我账上就行了。”

大家都在外面吃饭聊天,师父还一个劲儿地夸我:“他是一只上山虎,就算混工地,也会不一样。”

原来在师父眼里,我没有那么不堪,我松了一口气。后来我才知道,别人跟师父学手艺,至少要打杂半年,只有我一个人,他第二天就正式手把手地教手艺了。

也是从那以后,师父不再骂我了,其他工友偶尔想让我去打杂,都会被他制止,说他徒弟是做大师傅的料,不让干小工的活儿。

之前我不喜欢“农民工”这个身份,我讨厌讲粗话,也不想和他们一样浑浑噩噩,总想与其他工友区别开来,端着自己的“臭架子”。后来我才发现,自己才是工地上最不中用的那个,没有手艺、体力比不上任何人,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工友每天赚的都比我多。

生活的锤打会让很多人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份,我也终于感觉到,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集体。

3

在工地上做苦力的工友,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的,“哎呀玩泥巴又累又脏,光鲜的城市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,谁不想轻松地干活啊,但是钱从哪里来呢?很现实的。”他们总这样抱怨。

工友里年纪最大的是详叔,60岁了,不干活时基本就在工棚里躺着。工友们笑他爱躺尸,他却有自己的打算,“我不能把体力耗费在别的东西上面,女儿还要上大学。”详叔以前是个游手好闲的浪子,自从在工地的垃圾堆里捡了个女儿,就变了样。

其他中年工友,几乎每天都要喝酒,才不会感觉那么累。偶尔还有精力,会去外面的小巷子里找廉价的小姐,三四十块钱一次,还能还还价。

小姐们也看不起我们,叫我们“黄套鞋”。因为我们干活时都穿着泛黄的解放鞋。光顾她们的工友也不生气,“管她们喊什么,只要能少点钱,叫‘绣花鞋’都行。”

以前,我以为找小姐的人都是“坏人”,然而面对他们,我却厌恶不起来。那只是他们的需求,当家里打来电话,他们还是那个顶梁柱,“我再加把劲就好,我再想想办法。”

其实,于我而言,那是顶难过的一段时光。因为我已经不住地在想,眼前的人和事说不定就是我的未来——周而复始的体力活;赚了钱假装去小巷子逛街,却蹑手蹑脚进了小出租屋。这种生活看起来是如此索然无味。

明明在校园里吃住,却分明是个农民工,虽然年纪相仿,但我破衣烂衫,满身泥土,被晒得跟黑炭似的。保安一看,就知道“他不是学生,是那帮做苦力的。”

我偶尔也会拿出书本,却越看越悲凉。有次我在工地上看书,忽然有人拍我后背,回头一看,是个女生,说注意我很久了,“你好小哦,怎么来我们学校干苦力了,给你防晒霜。”我自惭形秽,连接防晒霜的勇气都没有。

女生执意将防晒霜塞到我长了茧子和水泡的手里,我忍不住问:“你难道就不怕我们这些农民工吗?”

她眼里似有泪花,说:“我弟弟和你一样在工地。”

那几天,那个女生经常会来工地找我说话,带我吃她们学校的食堂,逛小吃街,给我讲鬼故事,说她们学校下面还住着两万人,她学的是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。“我以前怕鬼,自从妈妈出车祸以后,再也不怕了,她被撞得面目全非……”

还没来得及细听她的故事,她就放暑假了,最后一次来找我时,她给了我电话号码。我将纸条放在胸口的口袋里,下班再拿出来,发现纸条被汗水浸湿了,一碰就碎了。

后来,我和师父要转场去别的工地,收拾行李时,我魂不守舍,在足球场上发呆。我当然留恋那些生活中的美好,渴望交到朋友,也希望能和那个好心的女生好好地说一声“再见”。

详叔看到了我的样子,劝我、也像是劝每一个人——“工地上的人一辈子流不完汗,每一滴都没用,血汗钱就真的是血汗钱。除此以外,这里任何东西都不属于自己。”

等多转了几次场,不用他们说,我也看明白了。四处迁徙的命,是没有资格停留的,“你以为是你亲手盖的房子有感情,就算死在那里,人家只要花几个钱就把你送走了。”

我知道,他们不想让自己陷入一种错觉,把修建的房子当成自己的。有时候,看着一面墙砌起来,我会花几分钟站在一旁欣赏。想起小时候用泥巴堆一座房子,还会在房子里捏两个相爱的人、几个小伙伴,只不过它们很快就会倒下。

而眼前的这面墙是可以承载风雨的,我有一种满足感,我想那些过来人也一定曾经如此憧憬过,继而又被刺痛过,“砖不是你的,墙不是你的,房子不是你的,不要强行赋予一些东西过多的意义。”

尽管我可以回答他们,技术是我的,情感是我的,但依旧没有意义。当习惯了这种停留与离开,就不容一丝伤感,只能紧握着砖刀——砖刀才是我们的依靠,如同编织袋和黄套鞋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一样。

4

来长沙好几个月,除了工地,我没去过其他地方。

小时候,我偶尔在老家的田野上看到若隐若现的飞机飞过,总心心念念想要靠近,于是有一天,趁着下雨,我请详叔陪我一起去看飞机,他说过自己是“跑江湖”的,有门路带我进飞机场。

长沙黄花机场离工地有几十公里,我们在公交上站了2个小时才到。而后又兜兜转转几十分钟才走到候机楼外面。前一秒还威风凛凛的详叔,突然胆怯了起来,结结巴巴地问路过的工作人员,“请问去哪里买站台票,我知道比火车票贵,我有钱。”

过了一会儿,详叔走了过来,大骂:“什么破机场,竟然把站台票取消了,我以前还逃过票。”

我过去挽详叔的手,说取消了就算了。可就在我们准备乘坐公交车回去的时候,一架刚起飞的飞机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,详叔开心得像个孩子,“终于看到飞机了,我要回去告诉我女儿,飞机的肚子好大,直往云里窜,真的厉害哦。”

路上,详叔一直在自言自语:“我一定让我女儿多读书,有出息才不会被机场的人骂‘神不隆冬’,我是老了不中用了啊……”

我最后转场的工地在贺龙体育馆附近,与百花人才市场只隔着一条马路。彼时,我已能独立砌墙,勉强算是大师傅了——别的大师傅拿50块一天,我手脚没有他们快,只有38块一天,负责砌写字楼的隔间,吃住在写字楼的毛坯房里。

工头给我配了一个小工,比我大1岁,碍于我是大师傅,他只敢让我叫他小周。

小周是主动辍学的,跟着母亲来到工地。小周母亲嗓门好大,每次洗头时,整层楼都能听见她在喊:“洗发贵得蛮,只能滴一滴……香皂一过你的手就薄得不像话……”

她每次见到我,都会骂小周:“蔡师傅和你年纪差不多,听说3个月就出师了,肯定赚老多钱了,你不努力,我是没钱给你娶媳妇的。”小周的父亲是个赌徒,与他母亲离婚后就消失了,小周自己也说:“不是穷人家的孩子,谁会来工地受罪。”

小周一直打定主意不去工厂,他总给我说:“工厂是吃青春饭的,而学一门手艺虽然累,以后赚得多。我向我女朋友保证过,要努力奋斗,来了长沙就要做地道的长沙满哥。”

来工地没几天,小周就把长沙话学得有模有样,后来干脆只说半吊子长沙话了。我常陪他去仰天湖的小巷子打电话,那种用木板隔开的电话亭,时间跳得老快,小周每次都掐着时间挂电话,“58秒就得赶紧放听筒,超了就干脆再讲一分钟。”

那里烟火气十足,我们却依然格格不入,5块钱一只的烤鸡、淋了很多油的盖浇饭让人看着就饿,还有那个吃炒饭要多加一个蛋的人,实在让人羡慕。巷子旁边还有那种隔间KTV,只要花3块钱就能唱首歌,我们都想发泄一下,可5分钟3块钱实在不划算。

那时,我们最喜欢逛的是侯家塘的新一佳超市,那里冷气开得十足,干净整洁——工地上到处都是灰,我总想换个环境待一会,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也好。

每次去之前,小周母亲会反复告诫他,只能逛不能买,“超市死贵,实在要买,我知道哪家小店便宜……”

其实,工地附近有很多著名的“城市地标”。

有一个摩天轮,号称是“亚洲最大”,每天晚上都灯光闪烁,很漂亮。小周一直想带女朋友上去坐一圈,他用长沙话问的价,可都说不打折。

我最想去的还是田汉剧院。田汉作词、贺绿汀作曲、周璇演唱的《天涯歌女》是祖父最爱的歌曲,祖父说自己读大学时还和同学一起排过田汉的话剧,可如今的我,却连田汉剧院的门票都不敢问。

只有不远处的古井公园不用考虑门票,它对所有人免费开放。我喜欢光着脚踩路面上的鹅卵石,累了一天,就当做了个足底按摩。白沙古井的水也是免费开放的,只要拿个瓶子就能舀水喝,我从小就喜欢井水,馋它的清香无私。

小周对井水不感冒,只偏爱5块钱一包的白沙烟,“井水是‘乡里别’丢不掉的,我连1块5的矿泉水都不喝的,要喝酒喝冰红茶,这白沙烟还是能显档次的。”

5

于我们而言,贺龙体育馆最闪耀的时刻,还是有明星来开演唱会的时候。我和小周,还有工地上的年轻工友们经常会被那种氛围感染,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融入其中。

印象最深的是Beyond和黑豹乐队一起来开演唱会,那天,工友们坚决不加班,我们一起洗干净身上的泥土,换上自认为最体面的衬衫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“不能让人看扁了”——其实我们没有买门票,只是早早地去广场占了一块空地。

听着体育场里的音乐响起。我禁不住感叹,“若是窦唯能来,黄家驹还在,就算不进去也是最好的夜晚了。”

工友们不知道窦唯,也不知道魔岩三杰当年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盛况,他们只是怕自己跟不上潮流,以为追演唱会就是时尚——要让人看得起。

当《无地自容》的音乐响起时,里面有人喊:“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?”

我和工友们就一起举起双手喊:“你看到了吗——”

一直到曲终人散,我们依旧坐在那里,没人想做回灰头土脸的自己。可没有选择的人,总渴盼有力气反抗命运,在这种与自己无关的喧嚣里,我们至少可以假装放纵一回。

那时候,我做过最奢侈的一件事,就是给超级女声纪敏佳投了几票。当时我还没有手机,是把钱给工头,让他帮我投。他问我为什么不投第一名,我说自己见不得纪敏佳老是被拉去PK。

年长的工友不以为然,说:“浪费钱,不该凑的热闹就别瞎凑。明星开演唱会,杂货铺的矿泉水涨价、瓜子涨价、下酒的花生涨价。晚上吵得睡不着,第二天没精力……”我知道,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更爱街边录像厅而已。

不过之后再有演唱会,我也不听了。进场前我卖荧光棒,演唱会结束就骑着工头的电动车拉客。借车的时候还不能说实话,有时说去看亲戚,实在没有借口了,干脆说想去“红灯区”看看,还车时给工头塞包槟榔,再借时他就很爽快。

有时候,一晚上赚的就抵好几天的工钱。即便兜里有钱,我照样不敢乱花。我在解放鞋里放的钱已经叠了一沓,却连一个二手风扇都舍不得买。

有天晚上,我实在热得睡不着,就和小周沿着劳动西路散步,大概半个小时后,突然就走到了湘江边,这是我一直想来而没来的地方。

江风吹得我们无比满足,一排排座椅更让我们欣喜若狂,每隔几百米便有饮用水和洗手间,我们躺了上去,这是自从住在工地以来,从未有过的惬意。

有大妈在耳边喊:“有船坐,坐船么?”不用问,超过5块钱,我们无动于衷。等到了半夜,还有小偷来搜身,我都懒得睁眼,只是提醒他,“几张餐票你用不了的。”

在工地干活,我其实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危,有时心里甚至还会想,若真有个三长两短,倒是不用苦熬了。

以前工地管理混乱,安全帽得自己掏钱买。有位工友舍不得,结果脑袋被落石砸了个坑,人一下就没了。他其实是最惜命的,他儿子就在对面的中南大学读书,“我要加油,爹卖力,儿读书。”每次爬架子,他都要再三检查,有工地出现过电梯坍塌事故,但凡是10楼以下,他都只走楼梯,常在嘴边念叨:“孩子还没大呢,出来卖命没办法,总有一代人要出头。”

都说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意外我也遇到过。

有次我和小周走在路上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塔吊的吊钩就掉在不远处,两三百斤的铁钩子把人行横道砸出一个大大的坑,如果再往前一步,我俩就什么都没了。

周围的人神情夸张,说后生真走运。很快有记者来采访,问我们有何感想,我和小周茫然相对,我说了句:“该上工了。”

小周憋了很久,说了句:“给根烟抽。”

6

等到9月,白天依旧酷热,晚上开始转凉。若不是看到旁边雅礼中学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,我真以为自己是地道的民工了。我突然很心慌,就去报刊亭买了份试卷。

我之所以把钱攥出水了还没用,是觉得自己应该要继续读书——我不怕吃苦,却怕没有希望,我总觉得自己活着从来就不是为了维持生计,楼层都会长高,我不想再四处流窜了。

那时候,小周还让我陪他去百花人才市场看了看,“我觉得我也是人才。”他说。

我俩终于大方了一回,准备20块门票钱,却还是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——我们没有简历,打印一张纸当然容易,“我们只在工地上做过事,就在对面。”那时我们都还没学会撒谎。

“你们该去西长街劳务市场站着,等人来挑。或去天桥底下挂个牌子,写上打孔糊墙什么的。”保安睥睨掩鼻,可能在他眼里,我们僭越了,他要守住那道门。

12月,我终于回到学校,准备来年6月的高考。回去没多久,就听工友说,小周留在了长沙——他因制造大量假餐票被公安机关带走,“那小子聪明,几个月就会说正宗的长沙话,抽芙蓉王,最终留在了长沙”。

此后,我越发不想去长沙了,觉得自己挤不进,打工几个月,那张公交卡我一直没去办。可高考分数下来后,我还是填了长沙的学校——因为爱上了一个人。当然,这一次,我是揣着正儿八经的 “通行证”——录取通知书来的。

在长沙下车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办了一张公交卡。我也有了自己固定的宿舍,好像终于有那么一点归属感了。

在工地上那短短几个月,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咬着牙熬过了半个世纪一般。拿到学生证的那一刻,才发现自己依旧青春,虽然手上的茧像是开出了花儿,但镜子里还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。

女友是外校英语系的,在她的陪伴下,我第一次爬了岳麓山,那时山下的梅溪湖还没有开发,她对着那片荒地喊:“我还要陪这个男生走很远的路。”

我们喜欢在橘子洲大桥上来来回回地走,波光粼粼,微风徐徐。她喜欢唱歌,尤其是那首《知道不知道》,“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,所以脚步才轻巧,以免打扰到,我们的时光,因为注定那么少。”

我跟她说,湘江边上的椅子曾收留过我,她就温柔地抚摸着它们,“多谢你收留我的郎君。”我揽她入怀,在火树银花下拥抱亲吻。女生的吻真甜,好似她再亲一下湘江,江水马上就会变成糖水。

我们经常一起做兼职,发传单,卖英汉词典。有时回去太晚,宿舍关门了,我们就坐在草坪上通宵聊天。其实她学校对面的小巷子里就有便宜的小旅馆,一晚只要25块。但我们每次都会等到天亮,路过时一起傻笑,说下次去。

得空时,我们去逛黄兴路步行街,她爱吃傣妹火锅,太平街的臭豆腐和酸萝卜每次都要买一点。去金满地买衣服时,砍价比我的那些工友还要狠。

那时候,我以为我们只要再往前跨一步,就是一辈子了。

女友年纪比我大,毕业也比我早,等她走了,我觉得自己像小周了,“你等等我啊,我要在长沙安一个家。”说是这样说,电话里的她却总是欲言又止,再后来总是淡淡地说没接到电话,忘了回。

我从来都是一个知趣的人,什么话都不用说,一个转身我就知道,自己又是一个人了。

再往后,长沙好像又与我不相干了。仰天湖的小巷子我找不到了,新一佳超市破产了,原来的公用电话亭都不见了。就好像我的工友们一样,开了很多山,建了很多楼,还是和以前一样,大楼开售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没比从前更好,就算长沙话说得再好,攒齐了各种公交卡,却依然感觉没有容身之处。上了大学,处境更尴尬了,老家想回也回不去了,那边的人嫌贫爱富,习惯对读书人冷嘲热讽。

为了留下来,我拿了很多证书,又读了研究生。只要有空,就在外面干活——在导师的律所做事,周末去培训学校教课,没有案源时就去医院发传单、做推销,去法院跑腿,给当事人的孩子做家教,人情冷暖尝遍,做一些在他人眼里看来与读书人身份不相称的事。

以前的工友知道了,都调侃我:“以为你会是我们这批人里最有出息的,早知道还不如来砌墙。”我不恼不怒,尽管西装革履,却从来只当自己是个农民工。

这些年,身边总有人说应该早几年买房的,其实长沙的房价一直不高。说来也好笑,我和我的工友们在15年前就知道应该买房,那时长沙中心地带也不过五六千一平,周边不到二千一平的都有,谁都知道房价会涨,可那又怎样?对于一天只赚16元的我们,清楚又如何?

因为怕被这个城市赶走,我一直不停地奔跑,一直同时打着三份工。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我都买得起了,怯生生地停下四处张望,才反应过来,自己已经不在工地了。

尾声

再后来,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,拿到钥匙的那一刻,其实也没有多激动。

一个平常的下午,我走进自己的房间,在这个城市打拼了十几年,实在太久了,突然就累了。我想,我也不会再为了一个人流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了,也不再会为了爱情背井离乡,因为浮萍好容易才扎稳了脚跟。

生活亦如砌墙,感情如是。都是辛辛苦苦、一块一块砖垒起来的,日子久了,就垒成一面墙,感情深了,就垒成一个家。如今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了,家却还是奢望。当然,比起凋零的工友们,我已经算好的了。

我的师父死了;详叔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,却被诬陷成人贩子,差点进了监狱;睡在我隔壁床的那对夫妻散了,那个女工友最终还是和别人走进了开着空调的宾馆房间。

他们一辈子也没能好好看看长沙这座城市,可又能怪谁呢?谁又会在意?我只当他们回家了,回了属于自己的家,那里没有歧视和驱赶。

时代或轰轰隆隆,或悄无声息,总在向前。一代人消亡,一代人登场,更替摧枯拉朽,城市又焕然一新。

湘江水往北流去,白沙井的井水清甜,路边的香樟清香,秋天的银杏悦目,爱晚亭的枫叶红火,橘子洲的烟花绽放,黄兴路的繁华依旧。城市从来都是那座城市,熙熙攘攘,利来利往,再厉害的人也只能过这一生,再卑微的人也要过好一生。